编者按：２０１０年春节期间，学校领导专程拜访了我校杰出校友、两院院士宋健同志，宋院士十分高兴，欣喜之余拿出了自己不久前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的文章送给母校并全体校友。文中作者宋牮是宋健院士的笔名。

百年中国人口

宋 牮

世界科学界公认，廿世纪下半叶中国成功地抑制了人口急速增长。总和生育率（平均妇女生育数）从6．0降到1．8左右，已15年低于更替水平。年出生人口从2880万（1965-1970）降至1600万（2008年），自然增长率由2．6％减至0．5％。只要再坚持一段低生育政策，25年后中国人口可望稳定在15亿左右，接近零增长。一百年来中外政治家和知识界担忧的“中国人口大爆炸”的引信已被拆除。这是中华民族千秋史上的重大转折，科学理性的伟大胜利，为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创造了条件，奠定了基础，极大提高了全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，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信心。[1]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和各国人口学界都认为： “中国通过计划生育成功地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的趋势，实现了社会人口转型和经济高速发展的两大奇迹，为世界发展积累宝贵知识和经验。”[2]西方少数人对中国人口政策的謷言恶语也已销声匿迹。

百年奋斗

现在各国社会学和人口学界主流的共识是，在人口众多的中国计划生育之所以能取得成功，关键在于党和各级政府的远见卓识和坚强领导。从1950年代始，当中国人口为6亿时，毛泽东、刘少奇、周恩来、邓小平等耐心劝导全国人民节制生育。早在1955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卫生部党组报告中就提示：“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问题。在当前历史条件下，为了国家、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，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。各地党委应在干部和人民群众中适当宣传党的这项政策，使人民群众对节制生育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。”[3]

1957年2月26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：“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人，是世界各国所没有的。要提倡节育，少生一点就好了。”1958年1月他又说，“人类还不能掌握这个劳动力的再生产。我看若搞到7亿人口，就会紧张起来，邵（力子）先生那个道理（节制生育）就会大兴。邵先生之道大兴之日，是7亿到8亿人口之时”[4]。毛泽东首先提出计划生育的概念，“计划生育应同五年计划配合起来，三年试点，三年推广，四年普及实行。”1957年中共中央颁布的《全国农业发展纲要》中规定：“除少数民族地区外，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区，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，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，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，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，并且得到充分的就业机会。”

经历了1957-1961年痛苦的“反右”、“大跃进”和三年灾荒以后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又专门发布了《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》，（1962年12月）确定了“实行计划生育，控制人口增长”的方针，要求“各地党委和政府要把这一工作列为议事日程”。1963年4月又进一步提出“在全国开展计划生育群众运动，加强计生工作的领导。提倡少生、晚婚，修改不利于计划生育的规章制度，加强技术指导和药品供应”。

十年动乱期间，人口从7亿（1964）猛增至9．5亿（1977），已大大超出了毛泽东的警戒线，使全国震惊。全国大批判马寅初《新人口论》的余音尚且绕耳，中央和社会各界真的紧张起来了。1978年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决定把“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”写入宪法。同年国务院专门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，下设计划生育委员会（2003年改为国家人口计生委）。

1980年6月主管经济工作的中央副主席陈云批示说，“提倡只生一个孩子是眼前第一位的工作，至于由此而产生的一些问题则属于第二位的问题”，“一要大造舆论；二要立法，要求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”。[5]1981年1月邓小平说：“计划生育是一项战略性任务，一定要抓好。要大造舆论，表扬好的典型”；“中国人口如果不加控制，到本世纪末会达到15亿，人口增长会超过经济的增长。因此，我们的人口政策是带有战略性大政策”。[3]1982年中共中央决定把计划生育列为基本国策。在国务院直接领导下，逐步形成了晚、稀、少，多元化、因地制宜的生育政策，在人口密集地区和城市“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，最多两个，间隔4年”。中央要求各地“书记挂帅，全党动手，把自然增长率降到1％以下，20世纪末把人口总数控制在12亿以下。”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成立以后，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全国计生工作。50多万计生工作者艰苦奋斗，克服种种困难，为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，为计划生育事业做出了伟大贡献，开创了人类发展史上一个全新的时代。

溯顾20世纪，辛亥革命以降，人口问题一直是各时代革命家、政治家、社会科学家等知识界所关心的重点问题之一。孙中山、李大钊、陈独秀、毛泽东等对此都有过重要论述。不难理喻，在革命高潮或御侮时期，大敌当前，革命家们志在组织群众，厉兵秣马，整军经武，人多兵强，才能在战争中取胜。北伐前夕(1924)孙中山说：“欧洲人有强权而无公理。中国人少了，他们要以多数征服少数，一定会吞并中国。”那时中国4亿人口，他认为“中国地大， 能养8亿人”。[6]解放战争中，解放军不断壮大，战胜了敌人。1949年，毛泽东激情地说，“中国人口众多，是一件极大的好事，再增加多少倍人口，也完全有办法”。“世间一切事务中，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。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只要有了人，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。”[7]李大钊认为，即使中国存在人口问题，也只能通过铲除侵略、改革社会和发展科学，且只有在革命胜利后才能解决。[8]

廿世纪20-40年代，大批学贯中西的经济学家、历史学家、社会学家和医学家们，为救亡图存，改造中华，对中国的人口问题进行过系统的科学研究，发表过大量论文和专著。《新青年》杂志开辟人口专栏，人口问题遂成为社会科学界的热点命题，形成中国科学史上罕有的争鸣热议时代。陈长蘅（1888-1987）、许仕廉（1896-？）、陶孟和（1889-1961，中研院、中科院院士）、马寅初（1882-1982，中研院、中科院院士）、许德珩（1895-1990）、李达（1890-1966